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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股票炒股配资门户熊向晖是他亲手挑选的秘书

1947年9月下旬的一个晚上，西安城南的碉堡灯火闪烁。胡宗南身穿军大衣，站在地图前沉思，警卫员跑过来汇报：“行动处传来消息，查获电台时发现几份可疑名单。”胡宗南只抬头问了一句：“名单里有熊这个名字吗？”得到否认后，才挥手示意下属退下。那一瞬间，便决定了熊向晖此后命运的走向。

关于北平交道口电台被毁的消息，没几天就传到了西安。王石坚被抓，湛筱华住处被搜查，她的关系链也直指当时正在美国读书的熊向晖。保密局里面一时间情绪高涨，觉得大事即将水落石出。不过，京沪那边的加密电报反复传达了三天，胡宗南一直没有点头批准深入追查，搞得局里不少人都摸不着头脑。

不得不说，这位西北“要员”心里的顾虑并不复杂。熊向晖是他亲手挑选的秘书，就算他对蒋介石“政治可靠”这招牌的维护，也离不开他。写延安作战指令，要润色公文，甚至给蒋经国写信也总叫熊动笔。这种近身的信任，一旦被揭露是“伪装下的幌子”，他在军中的地位瞬间就会崩塌，自己费心经营的“嫡系”身份也会随风而逝。

有意思的是，最能体谅胡宗南处境的，偏偏是另一头的周恩来。这个人以冷静出名，他判断王石坚即使被审讯，也未必能真正查出熊向晖的全部身份。两个原因：一是王对熊的详细背景还不够了解，二是保密局和胡宗南那边关系复杂，各自为政，反而让信息变得模糊，互相过滤。果然如此。在西安整理案卷的时候，叶翔之发现资料中牵扯出胡系的人物，于是立马向毛人凤请示。毛人凤一句电话：“先报胡长官”，案件就被划出了一个“特别封存”的红线。

当时，沈醉正为几万包面粉卡在西安不敢动弹，烦得很。叶翔之拉着他到一边，小声问：“沈处长，胡长官脸色很难看，要不要硬碰，还是就装作不知道？”沈醉回忆中记得自己当时的答话：“先稳住，等南京那边指示。”结果南京也没打电话告诉他们具体要怎么做，紧接着胡宗南组织了一场宴席，把两位特务头子叫去喝酒。还没开始吃饭，胡就把叶叫到走廊上，说：“这几个人由我来安排，不要告诉他们。”一句话就把所有调查的事都封住了。

转到1948年春，熊向晖在克利夫兰寄出成绩单和论文题目，胡宗南拿到复印件时，亲笔批示：“留学优良，俟成归国效力。”那年秋天，解放军在陕西中部的战果频繁传来，好消息不断。国民党在西北的军心开始动摇，蒋介石下令胡宗南“死守关中”。胡宗南这才后悔无及：他手里最懂共军套路的人，竟然远在海峡那边，而且已经不再是自己真正的部下。可他依旧选择沉默不语，因为一旦说出真相，面对的责任可不止是被免职那么简单。

沈醉获特赦后，写了篇《我的特务生涯》，对当年在西安的事情只提了几句，但每一句都直指核心。他确认了毛人凤发电命令“材料先交胡宗南”，还记得胡在宴会中反复叮嘱：“老先生要是知道我身边有人潜伏多年，肯定会大发雷霆。”这一段的旁证，巧合地和周恩来后来对熊向晖的评价呼应——“胡宗南不是在保护谁，而是在自保”。

1949年7月，熊向晖回到国内，在北京饭店和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周强调：戴笠去世后，保密局由多方共同管理，郑介民和毛人凤都要依靠胡宗南的力量来制衡军政部，他们也都希望维护自己的面子，所以选择了沉默不语。熊向晖问：“他们不怕我回国吗？”周摇了摇头：“他们倒是更担心你的身份一旦确定，老蒋会迁怒他们。”这个推理在后来川西战役中得到了验证。胡宗南三次请求南撤都未获批准，最终在西昌战败。蒋介石趁机发泄私怨，差点就把胡宗南留在大陆了。

值得一提的是，胡宗南还是搭上郭寄峤的顺风车才飞到台湾。郭回忆说，蒋介石那会儿的原话是“让他自裁也罢”。原因就不用多说了吧：延安失利、陕北连败，都跟情报泄漏有关系，而漏洞正好出在胡宗南的幕府。蒋介石对胡宗南不太相信，甚至都不愿再见面，这种冷淡直到1950年代中期才慢慢缓过来。

1991年，台湾《传记文学》连载《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一时间让岛内议论纷纷。张佛千写了篇文章，说：“原来毛对胡军的动向了如指掌。”他依旧试图把失败怪在特工渗透上，而非战略上的失误，但也在侧面承认了熊向晖的作用。到此，关于当年西安事件的真相才算是逐渐完整：熊向晖被揭露，但因为胡宗南和毛人凤合力封口，他得以全身而退；胡宗南“放他一马”，其实也是为了保护自己；毛人凤则顺势而为，也算是保住了自己情报系统的面子。

回到那晚的地图室，胡宗南没想到自己随意一个动作，最终让国民党西北战场彻底失去了翻盘的希望。沈醉的回忆让后人明白：打仗不仅仅是兵力比拼，更是一场情报和心理的拉锯战。熊向晖能平安回来，靠的不只是个人的忍耐，还得依靠对手的顾忌，而这种顾忌，实际上源自复杂的人性和派系之间的纠葛，跟仁慈没半毛钱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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