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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6日夜，中南海内一片肃杀。
当张春桥被带走的那一刻，这个曾经位居高位的政治人物，终于走到了人生的终点。
回望他的一生，从1917年2月1日出生在山东巨野的一个小康之家，到后来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条看似不可能的上升轨道，究竟是如何铺就的。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有两个关键人物与张春桥的命运紧紧相连。
正是这两个人在不同时期的识别与提拔，让张春桥从上海的一介文人，摇身一变成为影响中国政治走向的关键人物。
当历史的车轮缓缓转动，张春桥凭借着敏锐的政治嗅觉和过人的文字功底，逐步攀上了权力的巅峰。
这两个人究竟是谁，他们又是如何改变了张春桥的命运。
【一】山东巨野走出的文艺青年
1917年2月1日，张春桥出生在山东巨野的一个小康之家。
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曾长期任为官府包揽钱粮征收的胥吏，家族在当地小有名气。
父亲张开益毕业于山东公立医专，曾任高苑县邮政局长、陈留、杞县烟酒税局长等职务。
母亲宋惠卿知书达理，来自山东巨野宗庄，是个很有教养的女性。
张春桥是家中长子，有五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家境虽不算富裕，但也算小康。
1927年，张春桥随母亲宋惠卿前往开封，与在冯玉祥军中做事的父亲一同生活。
在开封期间，张春桥读完了小学，并考入了开封明伦中学，但不久中原大战爆发，冯军战败，其父张开益回到济南，张春桥也返回巨野老家。
1931年至1934年，张春桥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青年时代的他，确实是个不折不扣的文艺青年。
他写诗、写小说、写评论，在文学圈里小有名气。
1933年春，济南高级中学学生李树慈与张春桥、马吉峰等人发起一个文学组织"华蒂社"，张春桥曾在《华蒂》杂志上发表多篇文章。
1934年夏，张春桥从私立正谊中学毕业，之后前往北平参加铁路局招收练习生的考试，因眼睛高度近视未被录取。
张春桥回到巨野后继续给各家报刊投稿，试图以此为生，这一时期，他极力想引起文坛的注目，其文学评论专门以著名作家为批评对象，戴望舒、老舍、臧克家等人均受到过张的攻击。
1935年5月，张春桥到上海从事文化写作。
1935年10月，在尤克的介绍下，张春桥加入"左联"，在秘书处下属的小说研究委员会活动。
但"左联"不久后被解散，引发了"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之争。
1936年3月15日，19岁的张春桥以笔名"狄克"在《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发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文章，响应周扬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批评作家田军的作品《八月的乡村》不够真实。
【二】从延安到上海的蜕变
1937年8月日军进攻上海，发动八一三事变。9月，张春桥离开上海，返回济南。
1937年9月，张春桥返回济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抗战爆发后，张春桥投身到了抗日救亡的文化运动中。
他编刊物、写文章，积极宣传抗日。这段经历，让他的政治意识开始觉醒。
1938年，张春桥到达延安，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延安期间，张春桥从事革命的宣传文化工作。
他在延安的这段时间里，不仅学会了如何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分析问题，更重要的是，他学会了如何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生存和发展。
1943年春，26岁的张春桥在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党委宣传部任宣传干事。
这年春天，宣传部分配来一位戴眼镜白白净净的城市姑娘，名叫李淑芳（后改名文静），张春桥一见钟情。
1943年秋季，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
随后，文静被调往边区平山县郭苏区任区委宣传委员，张春桥被调往晋察冀分局宣传部宣传科任副科长。
曾在晋察冀解放区先后担任《晋察冀日报》和《石门日报》主编。
在担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辑期间，张春桥展现出了出色的办报能力和敏锐的政治嗅觉。
他能够准确把握党的政策方针，并将其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宣传文章。
1947年，张春桥和文静在张家口结婚。
1949年随军南下。新中国成立后，张春桥到了刚刚解放的大上海，担任市军管会新闻出版处军代表。
1949年文静随张春桥被安排在上海市委办公厅工作。
【三】上海滩的文化新星
在上海，张春桥历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中共上海市委常务委员、宣传部部长、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
他填写《华东局及上海市委干部履历表》时，文静的政治面貌已经被他明确地写为"党员"了。
几年以后，文静的历史问题，在张春桥填写各种表格时已经不再提及。
张春桥的文笔依然犀利，政治敏感性也日渐增强。
特别是在一些重大的政治运动中，张春桥总能准确把握上级的意图，写出既有理论深度，又具有现实针对性的文章。
这种敏锐的政治嗅觉，让他在上海的政治圈子里逐渐崭露头角。
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张春桥表现得尤为积极。
他不仅自己写文章批判"右派分子"，还组织其他人参与这场政治斗争。
这种表现，很快就引起了上级领导的注意。张春桥开始意识到，在政治斗争中站队的重要性，以及如何通过积极参与政治运动来获得上级的认可。
1958年，张春桥发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宣传"左"倾思想。
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也让张春桥在理论界声名鹊起。
文章深得上级欣赏，《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并亲自写了编者按。从此张春桥引起了高层的注意。
张春桥的看家本事是揣测伟人的思想动向。
1965年9月15日张春桥在上海《解放》半月刊所发表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正是张春桥得知伟人几度在会议中谈及这一话题而写成，当然深得伟人的欣赏，嘱令《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并亲自写了编者按。
张春桥曾说，他一生的最大愿望是写一本《伟人传》，足以看出他对于伟人的研究非同一般。
1965年，张春桥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宣传文化工作。
在这个位置上，他开始接触更多的政治机密，对党内高层的政治动向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他深知，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只有紧跟政治风向，才能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四】命运转折的关键时刻
就在张春桥的政治生涯处于关键转折点的时候，两个重要人物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轨迹。
这两个人，一个让他从普通干部跻身上海权力核心，另一个则让他从地方官员一跃成为中央大员。
回顾张春桥的整个仕途历程，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他的每一次重大提升，都不是凭借个人能力的自然晋升，而是有着明确的"贵人"相助。
这种现象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并不罕见，但张春桥的经历却格外典型。
第一个改变他命运的人，是一位在上海政坛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领导人。
这个人不仅在政治上有着敏锐的嗅觉，更重要的是，他有着识别和培养人才的独到眼光。
正是在这个人的悉心栽培下，张春桥从一个普通的文化工作者，逐步成长为上海市委的重要成员。
第二个贵人的出现，则让张春桥的政治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这个人拥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巨大的影响力，这个人的一句话，足以改变一个人的政治前途。
1965年4月9日，一个突发事件为张春桥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机会。
这个消息对上海的政治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也为张春桥与第二个贵人的深入接触创造了条件。
同年11月，《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
这篇文章的背后，正隐藏着这两个贵人与张春桥之间复杂的政治关系。
文章的写作过程极其秘密，只有少数几个核心人物参与其中。
而当人们真正了解到这两个人的身份以及他们与张春桥的关系时，才会恍然大悟，原来张春桥能够在短短几年内从一介书生跃升为政治局常委，背后竟然有着如此深刻的政治渊源......
【五】第一个贵人：柯庆施的慧眼识珠
让张春桥政治生涯发生质变的第一个关键人物，就是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
柯庆施（1902年10月10日—1965年4月9日），原名柯尚惠，又名思敬、怪君，号立本，安徽歙县人，1920年经杨明斋、俞秀松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等职。
柯庆施是个很有政治眼光的人，也是伟人的忠实追随者。
他曾说出"相信伟人要做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伟人要做到盲从的程度"这样的话，深得伟人的欢心。正可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柯庆施如此献媚取宠的话，居然博得了伟人的欢心。
柯庆施早就注意到了张春桥这个在文化战线上表现突出的年轻人。
柯庆施觉得，张春桥不仅文笔好，政治嗅觉也很敏锐，是个可以重点培养的对象。
更重要的是，张春桥善于揣摩上级的心思，能够准确理解和贯彻上级的政治意图。
1958年，经柯庆施提议，张春桥晋升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这个任命，标志着张春桥正式进入了上海市的核心权力层。
在柯庆施的悉心培养下，张春桥的政治视野不断开阔，对党内高层的政治动向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柯庆施对张春桥的影响，不仅仅是职务上的提拔，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启发。
柯庆施刻意挽留奉调《人民日报》的张春桥，使之成为自己类似政治顾问的角色。
柯庆施极善揣摩领袖的心态，长于从领袖的言论中领悟其意向和思路，这又有赖于擅长舞文弄墨的张春桥。
在柯庆施看来，文化领域的斗争，往往是政治斗争的前哨。
他经常对张春桥说："文化战线，就是意识形态的前沿阵地，绝不能让敌人占领。"
这种观点，深深地影响了张春桥，也为他后来在特殊时期中的表现奠定了思想基础。
柯庆施还有一句"名言"："共产党员不说三分大话不算数，有三分大话，七分可靠就行了。"
正是这一类"大话"，刮起了1958年的浮夸风。在柯庆施的影响下，张春桥也学会了如何通过夸大其词来博取上级的欢心。
可以说，没有柯庆施的培养和指导，就没有后来政治舞台上的张春桥。
1965年4月9日，柯庆施在成都因急性出血性胰腺炎逝世。
他的死，对张春桥来说是喜忧参半：一方面柯庆施是张春桥的强力支持者，他死了，张春桥就失去了靠山；另一方面，柯庆施走了，为张春桥的进一步发展腾出了空间。
【六】第二个贵人：江青的特殊青睐
如果说柯庆施是张春桥政治生涯的启蒙者，那么江青就是让他真正飞黄腾达的关键人物。
1963年2月下旬，江青又一次南下，住进上海锦江饭店后，她不急着治病，也不忙着调看内部电影，她立即派人将柯庆施请来。
柯庆施来了，还带来了他的政治秘书张春桥。在柯庆施的介绍下，张春桥结识了江青。
有了这一面的正式介绍，张春桥跟江青的关系，就有深入发展的机会。
有了柯庆施的引荐，相当于张春桥得到了柯庆施的背书，有求于柯庆施的江青，自然对张春桥高看一眼。
从上世纪60年代初起，江青以伟人的"文艺哨兵"自居，开始染指文艺界。
无奈她在北京确实吃不开，不用说彭真不把她当作一个人物，周扬等人也不愿曲意逢迎。落落寡合的江青在上海则如鱼得水。
柯庆施已经从伟人注意力的转移中，领悟到江青的重要性。
当初，柯庆施的讲话引起了江青的注意，江青意识到柯庆施的见解跟她完全合拍。
孤掌难鸣的她，于是便有了求助柯庆施，想得到柯庆施支持的想法。柯庆施让自己的心腹张春桥成为江青的左右手，江青也视上海为"基地"。
1965年初，江青和柯庆施、张春桥在上海聚首时，谈起了她久想批判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江青把任务交给了柯庆施，柯庆施又把任务交给了张春桥，张春桥找来了"笔杆子"姚文元。
就这样，江、张、姚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开始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此后，江、张、姚都进入了中央文革小组。
1965年4月，柯庆施在成都逝世后，江青与上海市委的联系就断了线。
张春桥、姚文元也不好越过市委领导天天躲在密室里写文章，而江青又少不了张春桥、姚文元。万不得已，江青主动找市委领导，要求继续借用张春桥、姚文元。
江青对张春桥说，前几年她就向伟人提出要批《海瑞罢官》，但伟人不同意，还劝她有功夫多看几本书。
她最后只好保留意见。江青还说，她一个人说不动伟人，就请康生出面说。
康生说，这事得慢慢来，不能操之过急。
后来经过商量，康生真的向伟人提出建议，把《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和彭德怀问题联系起来。
开始，伟人不同意；后来康生又说，这出戏的要害是罢官，是要为彭德怀鸣不平。这引起了伟人的重视，他默许了。
很快，江青就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了张春桥的详细情况。
当得知他是柯庆施一手培养起来的人才时，江青更加确信自己的判断。
她觉得张春桥不仅有理论功底，更重要的是，他能够准确理解和贯彻上级的政治意图。这样的人才，正是她需要的。
【七】特殊时期的飞黄腾达
1966年，特殊时期正式开始。张春桥被调到了中央。
这个任命，让许多人大跌眼镜。一个上海的市委书记，怎么突然就成了中央级别的重要人物。
答案很简单，因为江青需要张春桥。
在她看来，张春桥有三个优点：一是理论水平高，能写出有分量的文章；二是政治敏感性强，能够准确把握政治风向；三是执行力强，能够不折不扣地贯彻上级意图。这样的人才，正是特殊时期初期急需的。
在江青的大力提拔下，张春桥的政治地位迅速上升。
张春桥在特殊时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不仅参与制定了许多重大政策，还亲自指挥了一些重要的政治运动。
1967年初，张春桥伙同姚文元、王洪文制造上海"一月风暴"，在全国刮起夺权风。
这场被称为"一月革命"的政治事件，让张春桥一举成为上海的实际掌权者。
此后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委员等职。
张春桥成为上海"第一把手"后，文静对张春桥不放心，经常找各种借口要到北京来。
张春桥对此很是反感，加上他早就想将这条"辫子"扔掉，便多次私下向老婆提出离婚，文静都不同意。
张春桥去北京参加筹备中共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时，他向江青谈起自己的苦恼，又提出离婚的办法。
江青冷笑着对他说："你以为离了就干净了吗？退一步就没法收拾了？"张春桥心有所悟。
1973年中共召开十大，张春桥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出于政治考虑，他正式向中央写报告，要求和文静离婚，得到中央同意。
1975年1月，张春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他被选为中共九、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短短几年时间，张春桥就完成了从地方干部到中央领导人的华丽转身。
在特殊时期的十年中，张春桥一直是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他的每一步提升，都离不开江青等人的支持。
【八】权力巅峰与历史终结
在特殊时期中，张春桥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不仅参与制定了许多重大政策，还亲自指挥了一些重要的政治运动。
可以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张春桥确实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
从中央小组副组长，到政治局委员，再到政治局常委，张春桥的每一步提升，都离不开江青等人的支持。
他的权力基础，主要建立在这种人际关系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和实干兴邦的能力之上。
1976年9月9日，伟人逝世。这个消息对张春桥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失去了最大的政治靠山，张春桥的政治命运开始发生转折。
在伟人逝世后的政治斗争中，张春桥和江青等人的政治立场越来越孤立。
1976年10月6日，张春桥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
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化，他的政治生命也走到了尽头。从权力的巅峰到阶下囚，这种巨大的落差，让人不禁感慨历史的无常。
1977年7月恢复了职务的决议通过，张春桥被永远开除党籍，并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期间，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公开审判。
1981年1月25日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83年1月被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
1997年12月减为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1998年1月保外就医。2005年4月21日病亡。
回顾张春桥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成功和失败，都与特定的历史环境密切相关。
柯庆施和江青这两个人在不同时期对他的提拔和支持，确实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从一个普通的文化工作者，到位居高位的政治人物，张春桥的经历，成为了那个特殊时代的一个缩影。
先是依靠柯庆施，接着依靠江青，张春桥终于在中国政坛显山露水。
纵观张春桥的发迹史，他能够从一介书生平步青云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列，靠的正是这两把梯子。
这样的政治生涯，注定是不会长久的。
当历史的车轮继续前进，当人民的需要发生变化时，像张春桥这样依靠人际关系而非真才实学获得权力的人，必然会被历史所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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