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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旧改征收，家住上海乍浦路的康晓东先生在整理阁楼旧物时打开了爷爷康正平留下来的四个木箱，里面封存着爷爷1996年去世前留下的手稿、使用过的摄影器材、洗印的照片小样和多本相册，以及数百卷胶卷。2025年8月15日，康晓东把这些底片、照片等物捐赠给了虹口区档案馆。

2025年8月22日，澎湃新闻记者采访了康晓东先生。“爷爷生前与我吃饭聊天经常有这样的想法，想要捐赠这些照片。他觉得照片如果不传承下来非常可惜，它对社会有帮助。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有美国记者到访采访了爷爷，并提出收购他手上的底片，爷爷婉言谢绝了，他后来因脑萎缩进了疗养院，捐赠的心愿也一直没有实现。我觉得作为孙辈，有责任来做这件事情，这次也有机会，完成爷爷生前的心愿。”康晓东说，“这些底片见证了中华民族从跌倒到站起来的过程，它不仅是我们家的，更应该属于国家。”

上海。一张照片中，康正平拍下了抗日胜利之后人们庆祝的场景：行走的路人、街边的路人，站定在每个能望到外面世界阳台上的人，横幅上拉着“庆祝胜利”的字样，约1945年。康正平摄，图片来源：虹口区档案馆

康正平生于1913年，上海南汇人，上世纪30年代初来到上海（市区）。那时，摄影在中国刚刚兴起，康正平家族在当地颇有名望，他从小接受私塾教育，聪明机灵，长大后接触到相机，在夜校学习起了摄影。1942年，梅兰芳从香港回到上海，得知消息的康正平在其下榻的宾馆前守候，拍下了梅兰芳下轿车的照片。事后，在征求梅兰芳发表照片同意过程中，康正平也开始频繁出入梅公馆，渐渐与梅兰芳结下了友谊。

梅兰芳（图中戴帽者）回到上海，1942年。康正平摄，当年报纸档案截图，图片来源：上海图书馆

在康晓东看来，尽管爷爷没有细说，但他能拍到这些抗日战争的照片，与梅兰芳有很大关系。“爷爷经常受邀请去梅先生家去，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因为当时梅先生受战事影响，闭门谢客，他对外界的消息比较闭塞，有可能是想通过我爷爷了解外面的世界。另外，除了京剧，梅先生在绘画上也颇有造诣，我爷爷从小也有绘画的熏陶。因此，两人在艺术上很投缘。”康晓东说。

梅兰芳（左二）在上海梅公馆的全家合影，20世纪40年代。康正平摄，图片来源：虹口区档案馆

结识梅兰芳后，康正平的人脉资源丰富了起来，他开始出入政界、商界，作为摄影记者的身份他开始走南闯北：东北、山西，再到平津日本投降仪式。康正平留下了许多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时刻。他还在现场见证了侵华日军战犯冈村宁次受审，枪决日本战犯，日军投降以后的武器收缴等事件。

1947年6月17日，日本战犯米村春喜、下田次郎被执行枪决。图为两名战犯被送往刑场的途中。康正平摄，图片来源：虹口区档案馆

大量民众聚集在上海监狱（现提篮桥监狱）门口围观。康正平摄，图片来源：虹口区档案馆

两名战犯被押送至江湾刑场。康正平摄，图片来源：虹口区档案馆

抗战胜利后，日军武器收缴。康正平摄，图片来源：虹口区档案馆

抗战胜利后，伪满监狱。康正平摄，图片来源：虹口区档案馆

抗战胜利后，上海区日本宪兵全部解除武装。康正平摄，当年报纸档案截图，图片来源：上海图书馆

当时，康正平作为一名自由摄影师，为许多不同的报社供稿，包括《上海中华日报》《上海辛报》《光化日报》《良友画报》《正言报》《东南日报》《文汇报》等。

在康晓东的记忆里，小时候，他们家住在武昌路一间十几平方的小屋子里，房间陈设很简单，一张床，一张饭桌，一张书桌，一个马桶，小房间还隔成两个房间。每天早早做完功课，奶奶就叫他睡觉了，因为爷爷十点以后会用红布把灯包起来，把房间改造成暗房，开始冲印底片。1982年搬到乍浦路后，康正平又在石库门天井里搭了一个暗房。“那时，爷爷就开始系统性地整理起他这辈子拍的照片。”康晓东回忆道。

2025年8月27日，康晓东在虹口档案馆协助工作人员整理分类爷爷康正平留下的胶卷。澎湃新闻记者许海峰图

8月27日，记者联系了虹口区档案馆，虹口区档案馆征集编研科工作人员讲起发现这批珍贵照片的机缘：“虹口区档案馆与北外滩街道合作进行了旧改地区的老物件征集时，康晓东先生主动联系了档案馆，我们才得以看到这些珍贵的照片。”半个月来，档案馆已经对这批照片做了初步的清点、整理和归类工作。这批史料包含743卷（组）底片、22本相册、16件照相器材、26册书籍等。其中，与抗日战争相关的底片、照片逾300张。

除了抗战时期的照片，康正平还拍了很多文化名人，包括当时上海的景象。他的摄影涉及面十分广泛。“下一步，我们将请专家进行鉴定研究，以确定这些照片中的一些历史和具体年份。今后，我们也希望通过展览、出版等多种方式，开发这些图片的价值。”该名工作人员说。